张旭昆 | 互联网三重产业效应下寡头垄断如何应对 | 数字经济下的平台垄断圆桌会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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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日，抖音针对腾讯提起反垄断诉讼，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今天，大型互联网断平台对于当下的数字社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已经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所依赖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对于大型平台滥用其技术优势和影响力的忧虑浮出水面。2020年11月《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布后，有关互联网大型平台的争议，更逐渐演变为具有全面影响、冲击社会生态、引发热烈讨论的复杂现象。深入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这一议题，切中时代脉搏，刻不容缓。对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共同合作，于2020年12月8日召开“数字经济下的平台垄断”的圆桌会议，关注互联网平台垄断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话题。我们特提前推出其中部分文章，供读者思考。

——编者按

 互联网三重产业效应下寡头垄断如何应对

张旭昆 |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将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2期，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互联网的产业结构效应

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重大技术进步一般都会引起三方面的后果：

一是社会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一些新产业诞生，同时一些传统产业相对衰退甚至绝对衰退。二是一些产业的组织形态发生变化，有的趋向垄断，有的趋向竞争。三是产业区位重组，一些区域趋向繁荣而另一些区域趋于衰落。

互联网技术催生了各种信息搜索平台，进而衍生了应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商品和服务购销活动的交易平台，如淘宝网、网约车等。信息搜索平台大大提升了信息服务的效率，与传统的邮电部门相比，这种提升不是由于传统的成本竞争，而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竞争，所以传统信息服务产业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互联网交易平台在生产者和最终需求者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压缩了各层中间商的生存空间。如亚马逊淘汰了大部分传统书店，阿里巴巴淘汰了零售领域相当一批百货类实体商店。这个淘汰过程在一段时间里确实损害了相当一批实体经济从业者的利益，减少了一部分就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它降低了所有人的交易成本，并催生了一个新兴行业——快递业。同时，它还创造了新的就业方式和渠道，如淘宝网为偏远地区的求职者、居家人士提供了就业机会，网约车为追求自由灵活工作方式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所以，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零售业革命虽然不是“帕累托改进”，但满足社会福利改善的“希克斯—卡尔多条件”。因此没有必要一味对其进行指责。

图源：央视网

新技术导致一些原有产业的衰退和部分职业和劳动技能被淘汰，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社会不应当因此而限制新技术的采用，而是应当尽量减少这个过程中个人所遭受的失业痛苦。个人需要适应产业变换、职业兴衰的趋势，尽快调整提升自己的就业技能；政府则应当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使其能够适应新技术的变化新产业的发展，如使传统零售业从业者转变为线上网上销售。新的就业岗位相较于被淘汰的就业岗位，往往可以降低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环境。如电子邮件让邮递员摆脱了原来的体力劳动，激光照排让印刷工人摆脱了有毒的铅字。因此长期来看，互联网对于就业的总体影响利大于弊。

同时，当前互联网技术正被运用于金融业，形成了对传统金融业的巨大冲击。传统金融业一直困扰于与客户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银行难以了解中小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发展前景等真实信息。中小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往往虚报营业额、增长率这类指标；而银行要了解大量中小企业的真实信息成本太高，为了防范风险只能少贷惜贷，或实行抵押放贷，而中小企业又往往缺少优质抵押物，这就造成多年来一直存在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互联网交易平台掌握中小企业甚至个人消费者的大量购销信息和资金余额信息，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中小企业和个人消费者收支变化趋势的真实情况。互联网金融企业如蚂蚁金服就是根据这些信息向中小企业及个人消费者放贷。这些企业应该受到央行监管，不能因为它运用互联网技术就可以摆脱监管，因为它的本质是金融。但是，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方式和力度也应当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作出相应变化。《巴塞尔协议》不能放弃，但是对银行资本金的约束是否可以根据新的技术条件而适当放松，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另一个可以考虑的措施是，在由央行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实行贷款总量和资本金控制的前提下，由现有银行向互联网金融企业购买中小企业和个人用户的有关信息，以缓解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意味着把银行搜集信息的业务有偿外包给互联网金融企业。同时，若利用互联网技术把中小企业及个人消费者的纳税信息随时反映给银行，银行就可以依据它们的纳税规模和变化趋势做出相应的放贷决策。互联网技术为改进、提升传统金融业提供了非常大的机会，既给民营互联网金融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给央行提供了改进监管措施的机遇。只要民营互联网金融企业与负责监管的央行携手创新、相向而行，就一定会迎来金融业的“大飞跃”。总之，互联网会对传统的信息服务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但是它并不会无限度地消灭所有传统产业，只会为大多数传统产业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互联网的产业组织效应和产业区位效应

由于互联网技术具有网络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从长期来看，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搜索平台和交易平台一般都趋向于规模化，从而形成一群平台寡头，这就带来了大型平台的垄断问题。但互联网导致的垄断，是以一种更高效率的垄断替代以原有技术为基础的低效率垄断。如新浪网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邮电部门。同时，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各个大型平台网站并非不可复制，而是可模仿尤其是可改进的。并且各方用户对于搜索平台和交易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大型平台网站的垄断地位既不稳定也非专有，当前国内外都同时存在若干大型平台网站即可证明。

当然，许多国家的信息搜索平台并不允许境外搜索网站为境内客户提供服务，同时也不允许境内出现众多信息搜索平台，这就导致了境内信息搜索平台的行政垄断，并因此而降低了信息服务的质量。例如，运用大数据技术掌握顾客的信息偏好，定向投送信息，阻碍顾客了解并比较多方面的不同信息，最终固化顾客的信息偏好。交易平台更可能出现服务有差别的寡头竞争格局，这种格局一方面会导致一切寡头市场的通病，另一方面又会导致一些特有的弊端，如近来遭人诟病的“杀熟”“搭配销售”“二选一”等。“杀熟”和“搭配销售”主要是针对交易平台中的需求方。这是因为顾客不愿意支付比较及更换交易对象将要增加的交易成本，交易平台便利用这一点垄断顾客的交易意愿，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杀熟”和“搭配销售”。这些做法实质上是利用平台的垄断力量，减少顾客的选择范围从而损害其利益。“二选一”主要针对交易平台中的供给方，迫使供给方只能选择一个平台进行交易，缩少供给方的选择范围。这往往意味着供给方要支付更高的销售费用，最终往往还是转嫁给需求方。

尽管交易平台的寡头市场格局有上述种种弊端，但也必须看到，各个交易平台并非交易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提供的服务也都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这就导致了各个交易平台之间一定的竞争性，迫使它们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因此，只要政府规制正确，就有可能抑制寡头垄断带来的弊端，同时弘扬竞争所造成的优点。互联网的产业区位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互联网产业在杭州的崛起固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一旦出现就逐渐提升了杭州的经济实力，改变了不同区域的经济力量对比。

除了寡头垄断所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还会在一段时间里扩大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如果一些行业的技术进步是规模递增资本密集的，社会将会在一段时间里出现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两极分化，且这种分化有可能代际传承。因为技术进步往往改变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使拥有更稀缺资源的人迅速富有，而拥有不再像以往那样稀缺的资源的人则致贫。

信息搜索平台和交易平台，是规模递增资本密集的新产业。它对于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大型平台的寡头垄断会为其业主及从业人员赚取丰厚收益。这种收益既是创新报酬，也是寡头垄断的结果。因此在短期内，这些大型平台的从业人员与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趋于扩大。同时，拥有这些平台的地区与不拥有这些平台的地区，分配差距也会扩大。这是一种基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收益差距，与曾经出现过的基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劳资贫富差距并不相同。另一方面，类似于阿里巴巴这类交易平台，为众多中小企业新生企业提供了信息服务和成交机会，从而扩张了它们的生存空间和盈利空间。因此这些交易平台又可能缩小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最终的结果如何，取决于这两个方面哪一个占据上风。但长期来看，由于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的高收入将刺激更多的人去掌握互联网平台行业的从业技能，这种技能的稀缺性将下降，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将趋于缩小。

如何应对互联网平台寡头垄断问题

对于如何应对互联网平台寡头垄断问题，尤其是其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有人主张通过国有化来解决，这种观点如果出现在20世纪初期，会有很大诱惑。但世界已经经历20世纪大规模的国有化实践，无论是简单没收还是国家收购，似乎都行不通。

如果把蚂蚁金服等互联网金融企业及其大规模数据库或其他平台企业收归国有，平台企业的创新能力很有可能逐渐减弱。从长期来看，全球各地的政府普遍被认为是缺乏创新动力的。那么，通过国资入股的方式实行混合所有制平台企业似乎也不行。由民间资金注入国有企业建立混合所有制，或许是国企改革的有效道路之一；但一定不能反向操作把国资注入民企，这类似20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的再版，效果如何历史早有结论。由于任何形式的国有化都可能产生一种对于私有产权的不稳定预期，这种预期将使得其他民营企业因为担心被国有化，可能产生不再做大做强的意愿。相应地，有效的对策一是用法律禁止平台寡头们串谋或组织卡特尔。二是扶持市场抗衡力量，即在企业间缺乏竞争的市场上，抗衡力量是防止企业滥用市场势力的有效保障。我国各地的消费者协会应当成为抗衡力量，它们可以成为交易平台使用者投诉的场所，进而把使用者组织起来抗衡平台的不当行为。三是进一步加强政府规制和监管，具体措施是制定平台企业行为的负面清单。当然，为了保持灵活性，负面清单应当定期修订。为了保护各方权益，清单的制定和修订应当由消费者协会、平台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组成的联席委员会进行。法律的制定、政府的规制和民间的抗衡，是防范平台企业不良行为的互补措施。

与此同时，不能把企业家理想化，企业也需要追求自身利益。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他们的逐利行为将有助于社会，但并非他们的任何逐利行为都会有利于社会。一个企业一旦拥有寡头垄断地位或强大的市场势力，就有可能采取不利于公众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特征之一就是限制客户的自由选择范围。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搜索平台和处于寡头地位的交易平台，都有很强的市场势力，因此才出现人们所诟病的种种现象。可以预计，它们还会设计出有利于自己但却可能限制客户选择范围的各种套路。对此，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需要仔细甄别，哪些做法既有利于提升平台的信息服务效率，同时又有助于扩展客户的选择范围，哪些做法虽有利于提升服务效率，却限制了客户的选择。

互联网平台行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其服务的范围、技术发展的路径都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此还很难事先就用法规明确它们的行为准则和限制它们的行为空间，只能不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渐进完善规制措施和抗衡措施。笔者以为，多方协商、定期修订的负面清单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同时，监管者也必须受监管，执行监管的政府部门也必须经常受到公众的监督和平台企业的申诉，同样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对于互联网平台行业这一新兴部门，监管所依据的法律刚开始比较粗放，监管者的自由裁量权会比较大，但是这个自由裁量区间必须根据执法实践而逐步收紧。监管的目标首先是要有利于客户，同时也要兼顾平台企业的利益。对于限制客户自由选择的一切做法都必须予以限制；对于有害于平台企业健康发展的一切做法也必须加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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